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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对接
查看:346  发稿日期:2019-06-18
    “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两大国家战略的发布和实施,给装备制造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机遇中也有挑战和风险,如何走好“一带一路”、如何做强中国制造是政府和企业当下必须思考的问题。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和《中国制造2025》是新一届政府制定的两个国家级战略。前者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负责撰写文件,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三部委联合发布;后者由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出,工信部领衔撰写文件,50位院士、100多位专家参与研究和文件制定过程,2015年5月以国务院名义正式发布。这两大战略无疑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经贸关系。因此,我们如何走好“一带一路”、如何做强中国制造亟待深入讨论。
   
      两大战略提出的经济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一个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GDP平均增速几近10%。受国际金融危的影响,2008年中国经济开始下行,但GDP增速仍然排在世界前列。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一个国家的经济像中国这样长期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可谓“奇迹”。
    这个奇迹有什么秘密?这要从经济学的一个等式,也是一个常识说起。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20世纪经济学的一达发现。它是一国一年内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和净出口(X)的货币价值的总和。国内生产总值可用下列等式表示:
    GDP=C+I+G+X
    中国引进这个概念后,把政府支出(G)拆分到C、I等之中,原等式则被改造如下:
    GDP=C+I+X
    等式右侧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就是中国人熟知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其中任何一个变量增减都将引起GDP的变化。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主要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投资增速为年均20%以上,而消费增速则只有10%左右,结果是消费相对于投资的缺口越来越大,以至于无力消化投资形成的巨大产出。消费缺口如何弥补?从“三驾马车”来看,只有靠外需即出口来弥补。于是,出口导向就成了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正是靠投资和出口“双驱动”,中国实现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这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所在。
    投资和出口“双驱动”创造的经济奇迹在2008年被打断,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需急剧下降,出口产品出现大量过剩,企业顷刻间大难临头,倒闭潮随之而来,失业激增。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情况,2009年,上届政府推出4万亿一揽子刺激方案,打了一场著名的GDP保卫战,目标是“保8”。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刺激,暂时缓解了经济增速的颓势,可是到了2011年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两位数10.6%又降到了一位数9.5%。之后,本届政府虽然微刺激不断,但仍然遏制不住经济下行。2012年GDP增速破8,2015年破7,2016年继续下行到6.7%。
    经济增速不断下行,首先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凸显。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说:“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国际上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80-85%是合理区间,75%以下为产能严重过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中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
    面对产能过剩问题,我们开出的药方一直是刺激总需求,主要是用投资拉动GDP增长。然而,其作用在不断递减,直至失效。虽然有时也想到了提振消费,但把消费提高到能够消化全部过剩产能的程度,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
    在“三驾马车”失灵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到总供给。政府曾有针对性地提出“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意欲解决总供给的过剩问题。但结果却是产能过剩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现在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把“三去一降一补”确定为主要任务。但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产能过剩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随之而来的就是与其相伴的债务风险。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就像两个毒瘤折磨着中国经济。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有形之手”本应让位于市场那只“无形之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用市场的办法出清,大批企业将倒闭,失业人数也将激增,这会导致社会不稳。
    一方面过剩产能、债务风险必须解决,另一方面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又不能造成社会不稳。出路何在? “转移一批”成了不二选择。但中国的过剩产能往哪儿转?在当时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并推进TPP、TTIP谈判的情况下,中国选择的是“西进”。“一带一路”正是在这个国内和国外经济背景下产生的。
    “一带一路”的要义是把中国的富余产能转移到国外,以此寻求投资和消费的再平衡。这是一个新的“三驾马车”框架。虽然它还是以投资为主,但投资方向已从国内转移到国外,产能也形成在投资所在国。中国今后将更加注重资本输出,更加注重在全球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显然,这是一个重新架构中国与世界经贸关系的国家战略。
    但是,这样一个扩张总需求的宏大战略需要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供给体系来支撑,中国的供给体系做得到吗?解决这个问题正是“中国制造2025”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制造2025”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其目标就是要加快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转变,解决总供给的能力、质量和效率问题。
    如果说2008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开始下行的转折点,那么,2015年就是寻求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再平衡的关键年,这一年同时出台了“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两大国家战略。前者意欲解决国内总需求不足的问题,重点是拓展国外的投资需求;后者的目的是建设制造强国,从根本上解决总供给问题。因此,两大战略虽然由习李分别提出,但两者有密切关系,不可偏废,并需要有效对接。
   
    两大战略对接的主要抓手
    从区域经济角度看,“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它的一端是发展中的东亚经济圈,另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沿线共有65个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总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未来10年,‘一带一路’的国家整个出口将会占世界1/3。”国务院参事汤敏预测说,“这里将成为真正的经济增长第三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从《“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对“五通”的描述来看,设施联通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重点是交通基础设施、口岸基础设施、航空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以及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等,以此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亚太地区亟须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发展经济,而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也是核心抓手。“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很广,既包括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管道、电力,也包括电信、互联网、物联网等。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是中国企业重要的投资方向。
    据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一份报告分析,“在2010―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总体需要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大约8万亿美元。此外还要在特定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2900亿美元。大体是在11年间每年需要7500亿美元投资”。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1.25万亿美元。
    这样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恰逢其时的机会。目前,中国正在艰难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首当其冲。中国的过剩产能主要包括钢铁、水泥、建材、煤炭、装备等工业品,但这些产能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却是他们所缺的、需要的产能。“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调研发现,中国产能过剩的设备,对它们而言都是先进的,因此,国内市场可以沿着‘一带一路’进行资源的全球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说。
    2015年7月14日,国资委发布《“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路线图》。国资委披露,央企已经组成交通、海运、航空、能源、电力、通信六路大军,踏上了交通丝路、海上丝路、空中丝路、能源丝路、电力丝路、信息丝路新的征程。目前已有80多家央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在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承担了大量“一带一路”战略通道和战略支点项目的建设和推进工作,具体包括中俄、中哈、中缅原油管道,中俄、中亚、中缅天然气管道,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10条互联互通输电线路以及中缅、中泰、中老铁路,中巴喀喇昆仑公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等项目。央企开辟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版图,这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带动性和引导性,可谓走进“一带一路”的先锋力量。
    近期,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区建设成效显著。目前,中国在20个“一带一路”国家正在建设56个合作区,占在建合作区总数的72.72%,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
    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3个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8.5%;中国企业对相关的61个国家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
    中国的富余产能在“一带一路”上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一互补性的产能合作,在沿线国家获得所需产能的同时,中国也将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再平衡。新的平衡依赖于资本输出、产能转移,而不是以往的以商品出口为主的经贸方式。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强大的装备制造业进行支撑。从“大”的角度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规模从2009年至今就一直雄踞世界第一;从“强”的角度看,“中国制造2025”重点突破的十大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天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十大重点突破领域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业。在这些领域,中国现在已经具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高铁、电力装备等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为细化落实“中国制造2025”,突破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和短板,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启动了“1+X”规划体系的编制工作。“1”是指“中国制造2025”,“X”是指11个配套的实施指南、行动指南和发展规划指南,包括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5大工程实施指南,发展服务型制造和装备制造业质量品牌2个专项行动指南,以及新材料、信息产业、医药工业和制造业人才4个发展规划指南。工信部近日宣称,“1+X”规划体系全部编制完成,并均已发布实施。
    现在,全国工业基础比较好的省市均已制定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方案,工信部也在全力推进智能制造企业和城市的试点示范工作,制造强国战略已在全国落地、铺开。
    事实证明,中国有富余的装备制造供给能力,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展现的市场空间,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也为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正如《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所说:“当前,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积极开展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投资合作,有利于深化我国与有关国家的互利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装备制造企业如何抓住新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由政府提出,但最后要由企业完成。对于装备制造企业而言,要把握住两大战略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坚守国际惯例和商业原则
    两大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提出后,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一度很兴奋,认为新的市场完全可以消化掉他们的过剩产能。其实不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国际产能合作,需要的是优质富余产能,而非处在产业链低端的过剩产能。所以,处在产业链低端的装备制造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市场中没有竞争优势,这些企业首先应考虑利用“中国制造2025”提供的发展机遇,尽快转型升级,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为重点行业,分类实施,有序推进。”同时要求,“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要选择制造能力强、技术水平高、国际竞争优势明显、国际市场有需求的领域为重点,近期以亚洲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为主要方向,根据不同国家和行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用贸易、承包工程、投资等多种方式有序推进。”所以,国际产能合作并非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落后的过剩产能,而是以优质富余产能为基础与其合作,目的是双赢。因此,国务院要求,国际产能合作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按照国际惯例和商业原则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防止一哄而起、盲目而上、恶性竞争,切实防控风险,提高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效用和水平。”
    习主席所说:“打铁还要自身硬”。中国企业想在国际市场立足,还应在改革中加强自身建设。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中国制造2025”实践中,政府会发挥作用,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企业的生死最终取决于把握市场的能力,因此,企业必须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规避外部风险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涉及公路、港口、航空、高铁、核电、电网、输油管道等。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投资企业首先面对的就是投资收益率偏低,甚至亏损的风险。所以,企业首先要算清“经济账”,降低投资亏损的风险。
    “经济账”算清后也不是万事大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安全也存在较大风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分析,从“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来看,可谓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文化历史、宗教状况千差万别,这一区域既是地缘政治冲突的热点地带,也是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区域。这就意味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在投资安全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
    深圳大学国际经济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叶兴平认为,中国与亚欧非大多数国家缔结了双边投资协定,但是有两个因素仍然制约着这些双边协定在实际中的作用。第一,中国参与的很多双边协定,多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在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中不具有太强的可操作性。第二,中方企业还不习惯运用法律方法解决问题,面临争端发生时常常希望通过谈判和外交保护等非法律方法了事。这显然无法应对随着“一带一路”推进而排山倒海般出现的投资争端的现实。因此,法律风险是企业很难规避的风险。
    企业在算清“经济账”,规避政治法律风险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国外的文化、宗教和风俗民情等,以便融入投资所在国,并让外国客户和消费者接受。
    所以,在诱人的商机面前,企业一定要强化风险意识。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不少失败的案例。例如,2011年缅甸搁置中缅两国投资的密松水电站项目,2012年停止了莱比塘铜矿项目;2014年墨西哥取消与中国公司签订的高铁合同,2015年停止中资商城项目“坎昆龙城”;2015年斯里兰卡政府一度叫停中国企业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同年希腊新政府暂停我国参资的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化进程,等等。这些教训警示我们,在国际产能合作中,中国企业必须“践行正确义利观,充分考虑所在国国情和实际需求,注重与当地政府和企业互利合作,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打造全球企业品牌
    随着企业全球竞争的加剧,品牌竞争已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焦点。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需要打造一批世界级企业品牌。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企业迷恋于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1995年,在《财富》杂志首届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内地只有3家企业上榜。经过多年的努力,2016年,中国上榜企业已达110家,其中大陆97家、港台13家,大陆企业占500强近20%,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位列前10名。2016年,中国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总数,仅次于美国上榜企业的134家,排在世界第二位,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当。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越来越多令人鼓舞,也使中国企业增强了与世界级企业竞争的信心。但对这个按规模排行的榜单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极少成为世界最佳品牌。这个结论反映在Interbrand最佳全球品牌100强排行榜中。
    Interbrand最佳全球品牌100强排行榜(2016)显示,中国只有华为和联想两个企业上榜,占排行榜上榜企业总数的2%。美国品牌有52个进入榜单,占上榜企业总数的52%,远高于中国;德日制造强国分别有10个品牌和6个品牌上榜,也比中国品牌上榜数量多。这说明中国企业在国际品牌建设上还需要花大力气。
    2014年,国资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曾指出:“中央企业虽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多,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存在,尤其是缺少在全球叫得响的知名品牌。中央企业要实现‘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目标就必须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品牌。”可见,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是做大,进入Interbrand最佳全球品牌100强才是做强。
    中国企业要走好“一带一路”,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制造业由大变强的总目标,必须加强品牌建设,打造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品牌,从而更好地造福中国和世界。(文︱魏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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